2022年10月2日至8日，经士智库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RSIS）、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人道对话亚太部（HD）等开展了研讨交流，在马来西亚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ISIS）、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CNIA）、IMAN Research、SEEDS等智库开展了研讨交流，议题包括俄乌冲突、台海问题、南海问题、气候安全、中美关系、中印关系等。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交流，加强了对彼此立场的理解，就联手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提供智库方案达成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加强机制化常态化学术交流和研讨，尤其认为应当在疫情结束后开展更多线下交流。

经士智库总裁田士臣表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通过共同发展惠及各国人民，是中国与东盟等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双方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包括中国与东盟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共享亚洲价值观，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亚洲文化，尤其是和平与发展的文化与实践，未来应维护与发展亚洲价值观与亚洲文化，共同打造未来亚洲世纪。目前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及中美竞争原因，不断通过领土争端、人权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等加强议程设置，从舆论上强化对中国污名化的美国叙事，为加强其军事存在渲染地区安全与紧张局势。对此亚太地区各国要有清醒的认识，防止落入美国设计的“安全陷阱”，从而被美国设置的各种假安全议题牵着鼻子走，影响亚洲各国人民谋求发展和实现繁荣的既有努力，偏离亚洲各国创造未来亚洲世纪的既定道路。

田士臣表示，中美竞争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美国推动中美竞争不是通过公平方式或通过发展自己来实现，而是通过不让中国发展或通过设置各种议程破坏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美国已经完全不是那个二战后在建立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美国了，而是成为为了在《雪国列车》中把持头等舱而不择手段利用其霸权优势打压一切竞争对手的美国，包括不惜发动战争或挑动其他国家打代理人战争。美国军政领导人每次在各种大会发言都会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为了和平而来，但事实上那些给亚洲国家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是由美国挑起和主导的，美国每次打完仗后都可以一走了之，由亚洲人民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承载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在领土问题上，由于客观上存在中国与周边陆海邻国的领土主权与划界争端，这为美国加强污名化中国的叙事和对中国开展信息欺骗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叙事中，中国经常被描述为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挑衅性（provocative），美国也一直通过这些陆海争端加强中国“以大欺小”、“破坏规则”的虚假叙事。但事实上这些陆海争端久已存在，并非美国渲染强化的新爆发点（new flashpoints），中国与周边邻国也一直对此有着良好的沟通与管控。事实上领土争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盟国之间都存在，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存在并没有成为影响各国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领土争端也远非中国与相关各国双边关系的全部，它只是一个小儿点而已，但由于中国是其中一方这就成为美国加强信息欺骗行动的理想抓手。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并有着丰富的和平实践，比如与12个陆地邻国签订了划界条约，但对于这些和平实践美国等西方国家故意视而不见，而是刻意放大渲染尚未解决的少部分陆地与海上争端所引发的那些偶发紧张情况。从中国军队各军兵种的实力看，其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从古代《孙子兵法》到近代反殖民地、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陆战经验和哲学。如果按照西方的霸权逻辑思维，中国就应当利用这些优势在解决陆地边界中示强，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绝大部分与陆地邻国的边界问题，这足以证明美西方关于中国在对外政策中示强与“以大欺小”的说法纯粹就是谎言。

在人权问题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使用了同样的逻辑。田士臣指出，美西方在看待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总是拿着放大镜“横向”观察，从来不会“纵向”考察中国的人权实践。实现和保障人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非存在一个既定的标准。由于各国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横向比较来看各国的人权状况肯定存在差异，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肯定有存在差距的或有待改进的地方。但美国的做法是把人权问题武器化政治化，用这些差距进行议程设置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是制造“种族屠杀”这样连联合国人权机构都否认的谎言。如果纵向考察中国的人权实践，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无论是公民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力，中国的人权状况都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这都堪称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但这些巨大成就同样被美西方刻意忽略与视而不见。

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许多学者表达了对美国推动AUKUS的担忧，一致认为如此多的核潜艇进入亚太地区海域不是什么好事儿，澳大利亚拥有这些潜艇也绝非是为了所谓“自卫”。数量众多的核潜艇在亚太地区活动，相遇和发生碰撞等突发事故的危险概率大大上升，如果再次发生美国核潜艇在南海海底撞山那样的事故，处理不好极有可能会造成南海“切尔诺贝利”事件，给南海周边各国造成长期的、无法挽回的、不可估量的损失。马来西亚许多学者认为，AUKUS反映美国典型的冷战思维，也体现了“美国例外主义”，东盟各国对此保持着相当的谨慎和小心，也不欢迎由此危险先例造成的核扩散。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田士臣表示，战争对于俄乌双方无论是哪一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都是人类历史的悲剧，这些灾难性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幸的是它就是发生了，当下的重点是如何寻找和平之路，而非拱火让战争扩大化甚至达到核战争的边缘。战后则应反思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与各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到底是哪些国家真正希望和平，到底是哪些国家借战争渔利。

田士臣认为，从自己作为一个国际法学者的视角看待俄乌冲突，不论俄乌冲突哪一方实施罪行，并非是说在这场冲突中不存在战争犯罪，不存在侵略问题，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强迫亚非拉各国选边站的时候，必须要遵守最起码的道义准则，要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自己的道德节操（moral integrity）。道德操守的最低标准就是对自己和对别人适用同样的规则，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迫亚非拉国家选边站的时候对自己的道德操守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解释。事实上，美国及北约在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频频犯下战争罪和侵略罪，一直到现在美国还无视其他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动辄使用无人机进行越境打击，至今还没有人对这些罪行承担责任。国际刑事法院（ICC）本来是追究战争犯罪和侵略罪等严重罪行的国际司法机构，但在前任检察官启动对美英等犯罪调查后美国选择了直接对ICC检察官进行制裁。在俄乌冲突后，美国国务院则立刻成立“冲突观察”机构帮助ICC收集证据，欧盟则拨款数百万欧元支持ICC启动对俄乌冲突的调查，ICC则在美国和欧盟支持下派出了ICC成立以来最大的前线调查团，加之这样的做法明显不符合ICC“补充性”原则，这种判若两人前后截然相反的做法很明显反映了把ICC工具化、政治化的做法，西方需要对这种双标的做法做出解释，为何同样的法律只适用别人不适用自己，如果不能保持最低标准的道德节操就无法让别人信服。当然，批评美西方道德节操问题并非进行“大家都一样（tuo quoque）”的辩论，任何先前发生的非法和不道德行为都不能成为此后发生类似行为的借口或依据。

同样在俄乌冲突的根源问题上，美及北约一直声称北约东扩并未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但美及北约不是俄罗斯又如何能代替俄罗斯表达做出判断呢，当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样的情形。正如美国学者所著《不进犯一英寸（Not One Inch）》所列举大量证据表明，其实美国及北约相关国家对俄罗斯曾做出过明确承诺，不会把北约势力扩展到柏林墙倒塌前范围以外一英寸，但现在他们却完全推翻了自己的承诺，这种做法需要向亚非拉国家做出解释，而非矢口否认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以上这些都反映了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道德节操问题，让西方国家的许多做法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信誉可言。

在气候安全问题上，最大的问题是美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上施加大量单边制裁并动用各种资源要求各个国家选边站，这客观上盗取了气候变化在全球议程设置（global agenda setting）中的优先性（priority）。由于大量国际资源都被俄乌冲突多导致的地缘政治竞争所占据，客观上使气候变化很难获得国际资源的支持。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欧洲必须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即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美国及北约就俄乌冲突所推动的地缘政治议题必然会截取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所应当获取的政治及金融支持。此外，俄乌冲突推升的能源价格使得许多欧洲国家不得不回归传统能源，作为一种恶性循环又使得他们的碳排放承诺更难实现。同时，欧洲许多政府为帮助企业应对能源价格上涨提供了政府补偿，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而把这些资金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就可以解决很多南半球的气候灾难问题。像巴基斯坦、阿富汗、索马里等国家，他们的碳排放很少，但却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洪灾、饥荒等灾难性后果，而排放量很高的美欧国家却不用承担此后果。这些都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带来巨大挑战。

对于有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战狼外交”问题，田士臣回应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或中国外交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有着非常复杂的多重原因。一方面，主要原因是在美国推动大国竞争议程设置的背景下，出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很多西方受众对美国例外主义有着很高的容忍度甚至是习以为然，而对中国的任何声音和做法都会带着歧视的放大镜来查找问题。特别是很多情况下美西方霸权已久甚至形成习惯，认为原来其霸凌行为没有遭到反抗就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更有甚者是对中国抢劫犯罪还不让中国发声，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有理有据的辩驳由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就会被视为示强。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原因，中国有些官员在对外表达时也确实存在可以提高的空间。比如，由于英语是第二语言，让每一位中国官员都能地道的使用英语进行表达很难，这里边确实存在沟通和用词不当所引发的误解问题，反过来被外国受众认为示强。再者，由于中国教育体系中很少有类似公共关系的课程，文化上也缺少鼓励公众表达的场合与实践，这样使得很多情况下即使中方有理有据，由于不会优雅的用外语说不，客观上给西方受众留下示强的感觉，这种对外场合中“如何优雅的说不的问题（how to nicely say no）”确实是中国官员面临的一个挑战。最后，从健康民族心理角度，在极少部分人当中还存在“暴发户”的傲慢心态和西方殖民侵略历史阴影造成“自卑遗留”所滋生的复仇心态，但这两种心态都是极少数，中方也在努力培育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开放的、包容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民族心态。

很多学者在与经士智库交流后表示，东南亚国家所获取的有关中国的资讯主要还是来自于西方的通讯社，来自中国自己的用英文或当地语言传达的声音很少，像与经士智库这样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中国自己的声音在东南亚国家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