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1日，中国经士智库与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院在首尔共同主办“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论坛”。论坛以“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飞跃”为主题，围绕“APEC峰会后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成果与意义”“朝鲜半岛及周边局势的变化与展望”“中韩关系发展方向与政策建议”三大议题展开研讨。

以下是经士智库创始人田士臣博士在会议的发言稿：

促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六个平衡”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飞跃”中韩智库对话闭幕式总结发言

中韩关系经历过红红火火的时候，也经历了近年来的低潮低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中韩关系再次处在历史十字路口。在两国元首共识的引领下，大家利用这次论坛会议对新形势下如何改善和加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开出了许多“药方”和具体举措，我学习了很多，在此对所有参与此次智库对话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和实务部门官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也对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媒体在报道中韩关系时经常会提到一点，认为相比于尹锡悦政府，李在明总统不得不更谨慎的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和“再平衡”。我觉得这还是面儿上的现象，实质性的促进中韩关系发展需要两国政府和实务部门及各界在以下层面做好平衡：

一是要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进行平衡。我国国家主席的各场合重要讲话和中国政府官方发言稿通常都会提到一句话——“要求各级各部门‘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本来是中国国内治理的一项原则或者说哲学理念，但它也适用于国际层面和双边关系。

两国政治关系稳定必然促进双边经贸发展，反过来经贸体量和利益交织也会为双边政治关系提供保障和“阀门儿”。特别是，不能将安全问题绝对化而只追求单边安全，不能将安全问题无限扩大化把一切正常经贸和人文往来都放在国家安全的放大镜下进行审查，更不能用简单用安全议题绑架双边发展议程。要构建相互尊重的公共安全和共同安全，要促进双边安全议题和发展议题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尤其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从安全角度，韩国政府不应为维持和加强美韩同盟关系而牺牲中国安全利益，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做过激表态；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角度，韩国政府不应为应对美国关税压力而牺牲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利益。

二是要在机会主义与长期战略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样只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跟随其他国家的议程设置“随风起舞”，比如当拜登执政的时候大家都跟风“民主价值观外交”，当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就绥靖其“交易”性格简单粗暴的单纯考虑利益交换。中韩之间一定要独立制定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长期发展战略（autonomous bilateral relations），并一以贯之减少外部干扰和影响。

三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进行平衡。正如很多专家在评论中指出，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很多逆全球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强调美国优先的损害国际社会公共利益和各国合法利益的措施做法，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特朗普的迎合、绥靖，而不是坚定捍卫贸易自由主义和《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文件反映的国际公平正义。

四是要在国家治理的民主与集中层面进行平衡。西方民主看起来是一个好东西，但其副作用很容易被忽视，比如作为典型民主特征的总统大选尽管帮助实现了美国政府的班子轮换，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家政策改变对全球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类似中国、新加坡等都有各自的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带有集权要素的民主模式，但无论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关键是实现什么样的良好国家治理。一个例子就是在“亚洲四小龙”实现腾飞的时期，各自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政体都或多或少有集权的因素。这种历史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实现民主因素与集权因素的平衡，如何在保持民主的同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五是要在民粹与理性之间进行平衡。东亚文化都有“好面子”的基因，民粹主义或极端爱国主义很容易形成民意对政府政策的绑架，而且这些极端的声音其音量远大于“沉默的大多数”，这是两国政府都要重视进行引导和软性管控的。我在国防部新闻局工作期间曾经组织过印度记者访华代表团，我们愿意协助组织韩国记者访华代表团，我们也愿意利用经士智库的“国际学生俱乐部”项目促进中韩青年人文交流。

六是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平衡。从欧洲的历史看，英法打过百年战争，德国与法国也有世仇，瑞典与丹麦也打过很多次仗，但最后，只有当欧洲实现了和平和解他们才实现了共同的繁荣与稳定。东亚各国之间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因素形成了很多历史阻隔和文化障碍，但我们不能一直背着这种历史包袱，东亚各国之间一定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和解，一定要努力把着这种历史包袱和负债转化成多边和双边关系层面积极的正向资产。

为了实现以上六个平衡，我与黄教授愿意同在座各位共同做出努力，谢谢。